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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极端天气下的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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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政府才是修正和补救的主要角色,而颁布法律政策是最基本的保障。政府应该扶持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并推动研发保障“减碳行动落地”,带头加大对减碳相关技术的投资。

今年以来,全球多地极端气候频频发生。先是极寒天气引发美国得州电网瘫痪。随后,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引发多处干旱和森林野火,并再次威胁到美国西部电网系统的安全。墨西哥、巴西亦遭遇了多年难遇的干旱,重创当地农业。而近日,德国西部和比利时连日暴雨引发洪灾,已造成近200人死亡,数百人失踪。洪灾致两国以及荷兰和瑞士南部的河流决堤,洪水泛滥,部分中世纪古建筑被淹没。

这不禁令人想起2019年11月,全球逾11000位科学家在BioScience杂志上发出的警告:整个世界正面临气候危机,若不作出深刻且持续的改变,世界将面临“数不清的人类苦难”。

多发的极端天气带来的人员及经济损失亦不可小觑。瑞士再保险研究所一篇名为《气候变化经济学:不采取行动不是一种选择》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50年,由于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或将损失GDP的10%。如果继续听之任之,令气温上升3.2°C,到本世纪中叶,全球经济损失可能会上升至GDP的18%。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自然灾害已导致全球3000人死亡,气候问题带来的危害越发显山露水。

年初,美国遭遇极寒天气,多地出现史上最低温度纪录;英国受暴风雨侵袭,引发罕见冬季洪水;澳大利亚城市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地区遇60年以来最严重洪灾;日本多地遭遇强降雪,局部地区积雪厚度超2米;西班牙在1月7日录得有史以来最低气温-35.8°C。

6月29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利顿市出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49.6°C。加拿大和美国西北部至少有800人因高温天气死亡。此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野火肆虐,当地居民被迫迁移。

近日,大雨与洪水摧毁了德国西部以及比利时、奥地利、荷兰、瑞士、卢森堡部分地区。

保险公司怡安(Aon)董事总经理兼灾难观察员史蒂夫·鲍文表示,近期德国乃至欧洲的洪灾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洪灾的损失仍在评估中,但据悉,德国公路、铁路网络损失至少将达20亿欧元。

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舒尔茨(OlafScholz)表示,近期将从联邦、地区预算中提取至少3亿欧元来支持紧急救援工作,用于修复房屋、道路、桥梁等。而重建的费用将达到数十亿美元,德国正考虑向欧盟团结基金申请救济。

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副所长、全球气候科学项目副教授奥托(FriederikeOtto)正在研究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之间的联系。

据了解,本次欧洲洪灾波及面甚广,气象专家正在呼吁欧洲建立更加统一的预警系统。事实上,在洪水暴发前,德国气象局曾发出警告,但地方政府并未采取有力的措施。外媒称,作为老牌发达国家,德国并没有完善的天气警报系统。

奥托表示:“(德国)居民没有接受过天气灾害的培训,我认为这是死亡人数高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美国、孟加拉国等国家已身经百战,提前预警工作已经很到位,在应对洪水时,无论是政府还是群众,都更得心应手一些。

奥托指出,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升温,今年美国的极端高温就不会发生。

怡安的一项报告显示,从今年初到6月底,全球自然灾害保险赔付额高达420亿美元,创下10年来该险种在全球最高赔付。

据悉,此数据来自于对2021年全球发生的163起自然灾害事件的统计,其中,有22起赔付额已达到十亿美元以上的级别。

该公司还估计,上半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总共已经给全球经济造成了约930亿美元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然灾害占了上半年灾害险的大头。据统计,上半年72%的全球自然灾害保险损失都发生在美国。其中,2月份的寒流造成了150亿美元的保险损失。

此后,6月份欧洲的恶劣风暴天气导致保险业损失至少45亿美元,而欧洲近期的洪灾可能已造成30亿美元的保险损失。

德国官方所给出的数据则更具想象力。德国保险协会(GDV)表示,保险公司将不得不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洪水造成的损失赔偿高达50亿欧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洪水在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其他联邦州造成的损失。

多项高等学府的研究表明,极端天气更容易加剧财富不平等。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当今最贫穷和最富裕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比没有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时扩大了约25%。

斯坦福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马歇尔·伯克教授花了数年时间分析1961年至2010年间180个国家的温度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这项量化研究表明,在气温高于平均水平的年份,低温国家的经济增长加速,而炎热国家则放缓。

“历史表明,当温度适宜时,农作物产量更高,人们更健康,工作效率更高。”伯克表示,寒冷国家从气候变暖中得到了好处,而本就炎热的国家情况进一步恶化。高温条件下,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和认知能力都会下降,农作物的产量也不如往年。

对此,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表示,从全球来看,较贫困人口从事的行业大多是农业,而极端天气对农业的直接影响是最强烈的,大大加剧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也增加了较贫困人口的收入风险。

另一方面,极端天气会造成较贫困地区的房屋和粮食的破坏,较贫困人口极有可能因此变得流离失所,也会面临更高的饥饿风险,陷入到更加贫困的境地。

“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抵御极端天气方面,各个国家需要团结一致、通力合作,减少因极端天气带来的贫富差距,努力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杜欢政说。

杜欢政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在历史上,气候灾难如此密集地发生并不多见。1930年1月,比利时发生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是20世纪有记录以来最早的一次大气污染惨案;美国洛杉矶上世纪40年代初发生得光化学烟雾事件,危害延续了数十年;英国伦敦1952年12月发生了持续5天的毒雾事件,造成数千人死亡;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在上世纪也都遭遇过污染威胁。

为此,比利时在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后出台《反对大气污染法》,同时优化发展方式、鼓励绿色交通;美国联邦政府于1955年、1963年、1967年先后颁布《空气污染控制法》、《清洁空气法》和《空气质量法》,直至2007年,洛杉矶地区的空气才达到清洁标准;英国在1956年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后来用30年才摘掉伦敦“雾都”帽子。

杜欢政表示,由此可见,应对气候变化,政府才是修正和补救的主要角色,而颁布法律政策是最基本的保障。对于中国,从减少碳排放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很大,要整体如期实现这两大目标,发达地区就必须提前实现,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同时,政府应该扶持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并推动研发保障“减碳行动落地”,带头加大对减碳相关技术的投资。